三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香文化
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交通变得更加便利，从而使得国内、国外贸易特别是香料贸易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包括沉香在内的各种香料亦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，各种制香、合香的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。不仅皇室贵族等上层社会继续盛行熏香、配香、用香，此风气也逐渐扩展到家境富足的文人士大夫阶层，并出现以香喻人和以香养性的趋向。例如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晔在《和香方·序》中，不仅对各种香料的特性作出评价，还借此喻人，将自己比喻为沉香，其言到“麝本多忌，过分必害。沉实易和，盈斤无伤…”意思是说麝香虽好，但多有忌讳，过量必然有害，唯有沉香在众香之中最为温和，可以调和众香而再多也无害，体现出一种充满浓厚的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。南朝宋人阴时夫在《韵府群玉》中也记录道：“范晔撰《和香方》三卷。”可惜的是三卷《和香方》今已不存，仅留下一段自序而已。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配香已经不再是单纯为了香体增容、彰显富贵，更增添了追逐高雅、修身养性的成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中国的香文化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以香养性的特色。

这一时期香料的采集、交易也得到相应的发展。据南朝梁住肪的《述异记》记载，在日南郡出现了专门进行香料交易的“香市”，南海都则出现了采香的“香户”。随着香料种类的日益丰富，在当时的著作中，开始逐渐有了对香料、香品的介绍。三国吴万震的《南州异物志》、晋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等书中，有许多关于香料的记载。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也曾论及香粉的制作方法，“惟多着丁香于粉合中，自然芬芳”。香料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，使得魏晋以来用香更加普及。据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魏武令》记载，魏武帝曹操在“天下初定”时，出于节俭方面的考虑曾“禁家内不得香熏”，“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”。但后来出于房室清洁的目的，也就“听得烧枫胶及蕙草”了。《魏武帝集·与诸葛亮书》中说：“今奉鸡舌香五斤，以表微意。”说的是曹操曾经向者葛亮寄赠鸡舌香。在曹操临终时，遗嘱中特意嘱托将自己留下的香分给诸位夫人，让她们以香为伴各自生活。曹操次子，魏文帝曹丕曾遣使向孙权求雀头香（香附子），此事见于《江表传》，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《太平御览》也都曾引用过。

南北朝时期，后赵武帝石虎曾“作流苏帐，顶安金莲花，花中悬金薄织成囊，囊受三升，以盛香注。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，彩色亦同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邺中记》）。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荒唐皇帝，生活奢侈，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齐书》记载：“东昏侯凿金莲花贴地，令潘妃行其上，曰“此步步莲花也’。涂地皆以麝香。”《陈书》中说，陈后主沈皇后“于光照殿前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。阁高数丈，并数十间，其窗牖、壁带、悬楣、栏槛之类，并以沈檀香木为之”。

除去官廷用香，此时香也开始进入士大夫的生活，只是由于香料价格十分昂贵，用得起的多是巨富之家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乱迭出的时期，同时也是精神自由驰骋的年代。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，造就了人们崇尚简约淡泊、追求超凡脱俗的哲学思想，而香烟缭绕的意境恰好和这种哲学思想相吻合。佛、道两教的进一步发展，神仙故事的不断传播，也给香增加了不少神秘的色彩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世说新语》说，东晋时有个叫陈庄的人，“人武当山学道，所居恒有白烟，香气闻彻”。又引《续晋安帝纪》说，陈庄曾拜访魏兴太守郭宣之，“去后，郡内悉闻香，状如芳烟流散"。《梁书·韩怀明传》载：（韩怀明）十岁，母患尸疰，，每发辄危殆。怀明夜于星下稽颡祈祷。时寒甚切，忽闻香气，空中有人语曰：‘童子母须臾永差，无劳自苦。'未晓，而母豁然平复。”香气此时已经成为神仙的特征。